深圳并不是平原大坝，为什么当初还要重点发展深圳？《道德经》：天下大事必作于细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。

当年的深圳不论是地形还是经济发展的确不是什么重要地带，还是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。


不过改革开放的时候却将深圳，珠海，汕头，厦门等四个沿海地区划为第一批经济特区，这是处于深远的考虑和高超的施政手段。

我国以前搞改革开放是没有任何经验的，按照总设计师的说法就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在当时的环境下，开放已经是必然要走的路，不能以没有经验就打退堂鼓，经济发展有些跟不上世界潮流了。

改革开放作为整个国家的根本大计，是一盘大棋，也是一步必走的道路。我国人口众多，地域辽阔，国情复杂，不能轻易胡乱一通搞，对待此时必须要慎之又慎。

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设立经济特区，从吸引外资，建立工厂的便利角度来说，沿海城市是最符合条件和要求的。

经济特区将会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，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，说白了有些权力会下放，经济特区有一定的自主权，甚至会用整个国家资源进行支持。

我国沿海城市有很多，比如上海，广州，天津，福州，杭州，青岛等，这些城市人口众多，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，工厂也很多，重要程度来说不言而喻。

如此重要的城市没有任何经验下就权力下放，政策突然开放，反而会发生一些突发事情，就算是要管控也是比较难办的。

如果一开始就将上海，广州，福州，杭州等沿海重要城市划为经济特区，那么，开放的政策必然会受到巨大的阻力，政策的执行必然会大打折扣。

还有一旦开放的过程中发生什么突发事件，意外状况，由于这些城市的重要性，必然会引发对开放政策的巨大非议，造成舆论上的巨大压力。

当时对改革开放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，他们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力量，一旦借着舆论优势进行反扑，必然会让开放政策无法如期举行。

甚至有时候为了平息压力，做出让步，还得叫停开放政策，等到风头过去，声浪平息，如果还想开放，那还得进行论证，跟一些顽固的人进行论证，扯皮推诿。

等到结论下来，开放政策必然会趋于保守的方向，而等到一切都稳定，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三五年了，甚至七八年也是有可能，肯定会让我国经济错过好几年的发展时机。

耽误了我国发展不说，还将会危及整个开放政策，这件事情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慎重考虑，这就是《道德经》中讲得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

如果将经济特区选在深圳，珠海，汕头，厦门等几个城市，情况则又不同了，这几个城市处于沿海，符合开放的条件。

在当时并不是重要地区，经济也不发达，工业基础薄弱，城市重要性来说微不足道。


深圳还是一个贫穷的宝安县，虽说有县的名头，其实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而已，知名度远远不如杭州福州，更不要说上海广州可。

深圳的名字也很土，其意思就是深水沟。当地人将田野间的水沟为“圳”或“涌”，宝安县里面水泽密布，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，就叫做了深圳。

当时的深圳，道路泥泞交通不发达，没有任何工业，更不要说金融，就是一个破旧、荒凉的小乡村。

当地人也没有什么产业，只能以出海打渔为生，收入十分微薄，住房十分简陋，日子非常艰苦，每年因为贫穷逃港的人不在少数。

珠海，汕头和厦门的情况其实比深圳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都不算什么十分重要的城市和地区。

将这样的地方划为经济特区，经济搞好了给全国淌出一条路来，经济搞不好也是发展迟滞几年的问题，阻力自然减小很多，也不会波及整个开放政策。

而且这些地方也容易控制，权力下放下去，也容易收回来。不容易出乱子，舆论压力也